任建宇诉重庆市政府劳教委劳动教养行政诉讼案代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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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和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受原告任建宇委托,分别指派浦志强、徐利平律师担任原告任建宇诉被告重庆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强制劳动教养行政争议案诉讼代理人。庭前,代理人收集了相关证据,会见和询问了任建宇,进行了必要的调查核实,出席了本案庭审。在质辩意见的基础上,现发表书面意见如下,请斟酌采纳:

  一、任建宇劳教案的基本经过本案的基本起因,是2011年8月15日前后,大连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市民反对PR化工项目的群体性事件,此前的2011年了月23日,温州又发生了动车相撞事故。接连发生的和百姓生命财产仪关的两起重大事件,让人睦目结舌,但有关部门没能及时妥善处理,应急出现纸漏,致使网民群情激愤,网上一片质疑、批评。作为年轻一代网民,任建宇在网上关注和转发了这两起事件一些图片和文字,转发了包括网民PS的搞笑的国家领导人图片。应该说,当时有相当多的论坛、微博等社交网站有类似的帖子,相当多网民参与转发活动,任建宇只是千千万万网民之一。

  任建宇对这两起事件的关注和转帖,被重庆市公安局国保总队发现,他激怒了有关人员。2011年16日晚,重庆市公安局国保总队要求彭水公安局查处任建宇。8月17日中午彭水公安局国保大队派员到郁山镇计生服务站查扣三台电脑,并找任建宇做询问笔录。任建宇向警官说只是觉得图片很搞笑,所以转发了,发了人家也不会信。当天,任建宇被传唤后还是回到镇里,他并没有没被羁押。8月18日事件升级,彭水公安局以任建宇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其刑事拘留,此后又两次延长拘留期限,以致重庆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直接介入侦查。9月21日,重庆检察院一分院告知重庆市公安局“不批准逮捕”任建宇,9月23日,检察院给市公安局下发《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同日,任建宇被被告决定处以两年劳动教养,后被投进重庆涪陵劳教戒毒所关押至今。

  二、被告己逾期举证,被诉劳教决定应视为没有事实依据浦志强律师受原告之父任世六委托,于8月巧日将起诉材料呈交法院,三中院立案庭经审查并向任建宇核实后,于8月21日立案受理。我们注意到,被告委托代理人姚岗涛(重庆公安局法制总队劳教审批支队负责任)8月24日签收了起诉状副本等全套诉讼文书。

  10月10日庭上,法庭调查前,经原告代理人询问,法庭称早在9月3日,被告在提交答辩状同时,即一并提交证据。但问题是,9月5日任建宇的父亲任世六作为本案前期代理人从法庭拿到答辩状时,按照浦的要求特地问了法庭被告有否提供证据,法庭回答没有。浦9月5日晚些时候到重庆与任世六见面,拿到了他当天从三中院签收的答辩状。这个不大识字的父亲说,问过了法庭,法庭称“除了答辩状,没收到劳教委其他材料。

  ”当时“一沱屎”案当事人方洪、还有彭洪及廖宝翠等另案劳教当事人或家属均在场,可证明这个情节所言不虚。此后二十多天内,任世六又“奉命”多次询问,法院都答复他尚未收到被告提交的证据。

  9月20日左右,承办法官致电浦律师通知开庭,浦特别抱怨说,迄今只看到了劳教委的答辩状,却没能看到任何证据,法官仍然说尚未收到被告其他材料。9月25日前,代理人多次问任世六,法院有没有通知去拿被告的证据,任世六均说没得到通知。

  9月25日,任世六打法庭电话,问被告举证没有(任世六特地用小本记录了行政庭办公室的电话为023-72812616),法庭仍然说没有。9月26日上午,法庭打电话给任世六,说律师可以来看被告的证据了。任世六提出需要复印,工作人员说需要请示,下午回复说可以来复印了。9月27日,任世六才从法庭复印到了被告的证据。

  10月9日上午,浦、徐二位律师来法院阅卷,在程序卷中发现被告9月3日提交证据的“签收记录”。对此,我们深感意外,对真实性深表怀疑。

  代理人认为,按送达回证记载,既然9月3日被告一并提交了答辩状和证据,为什么会在任世六9月5日询问有否证据,法庭却说没有呢?如果有证据,为何不和答辩状一并转交,或告知查阅和复印?

  代理人认为,这不是审判长说的“法庭没有义务向原告举证”的问题(法庭不是被告,当然不必向原告举证),而是法庭有义务向原告及时告知、通知和转交被告证据材料的问题。

  但在原告代理人反复询问下,法庭都说没有,只能视为被告没有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完成举证。本案应当适用最高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第26条第二款和最高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即被告没有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供证据材料,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才目应的证据。

  代理人认为,这个问题极其严肃,容不得半点马虎。

  三、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最长起诉期限。

  首先,代理人提醒法庭注意,因劳教决定严重违法,原告的诉讼请求之一,是径行确认无效。按照行政诉讼的基本常识,又寸无效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不受期限限制。提起诉讼时,原告己主张本案劳教决定存在明显重大违法,当属无效。而所谓无效,便是自始没有法律效力,审判只是事后确认罢了,不应适用起诉期限。

  在此前提下,即使就“撤销之诉”讲,本案的起诉期限,也根本没有超过。具体理由,下文逐步详细剖析。

  关于起诉期限问题,其实就是“2011年9月24日至2012年8月15日任建宇提起诉讼前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这段时间是否要计算在起诉期间内”,也即这段时间要否扣除的问题。

  被告认为,劳动教养决定书尾部交代了诉权和起诉期限,9月24日又将此决定书送达给任建宇,并提出涪陵劳教所保障了任建宇会见亲属的权利、通信的权利,以及任建宇是大学生自己可以写起诉状等,认为任建宇的起诉权利在201]年12月24日就己经结束。

  对此,原告代理人深感悲愤:如果说被告在薄熙来、王立军时代,因被公安机关架空,或者迫于酷吏的淫成,只好胡乱拘捕、错误劳教任建宇,虽然法无可赦但尚属“情有可原”的话,此时斗转星移,重庆“换了人间”,正是该委以行动昭雪冤案,超度自己的好时机,不料他们却仍歪曲事实和曲解法律。这说明,两位代理人身为警务人员,心中全然没有法治和人权观念—庭审中,他们称原告代理人为“你们法律人”,这种腔调,简直可以与第三帝国时代的艾希曼那种“庸常的恶”

  ,更令人心寒齿冷!就这个问题,原告代理人谨驳斥如下:

  代理人认为,应当坚持“同一起跑线”标准和“正在被羁押的人员不受起诉期限限制”的立场,贯彻执行最高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第43条“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全面地保证公民充分行使诉权的规定。

  首先,被羁押的公民和社会上自由行动的公民是有区别的,这点相信大家都可以接受。身体的不自由,行动的不自由和表达的不自由,其身体和意志处于一定监管和压迫状态。就像代理人庭上指出的,任建宇现在坐着的时候,时不时摆着戴手铐的姿势,站着的时候双手反剪,毕恭毕敬。在管教面前,呈服从状。这和普通公民完全不一样。他在法庭上陈述道:他的会见每次仅二十分钟,要隔玻璃窗用听筒讲话,要被监听,他的所有信件,都要接受劳教所检查。

  所以,他和自由公民在行使诉权问题上并不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不能走进律师事务所面对面接触律师,不能向律师问这问那,不能走进这家律所和那家律所,不能今天去这家律所,明天去另外一家律所;不能阅读各种法律书籍,尤其是像行政诉讼这种极端抽象复杂的法律事务;不能直接走到法院立案大厅,询问诉讼事宜。劳教决定书上有关诉权诉期的告知,远不及国保一声断喝,不如看守一个眼神,来得更有权威。从彭水县公安局的国保张维康,到劳教所里“同教”,人人都告诉他,现在是王立军时代,聆询、复议、起诉都没用。比起自由人,任建宇与现实之间有一堵现实的墙,他不能和普通公民一样平等行使起诉权。

  被告在答辩状中自认,"2011年9月24日至12月23日三个月时间任建宇服教期间,劳教场所充分保障其通讯、通信、会见权利,期间任建宇会见父亲一次,与亲属电话联系两次,寄出信件一封”,请注意,他跟亲属的会见,只有一次!

  再者,今年8月巧日,浦志强律师持合法手续,要求会见任建宇,却被涪陵劳教所管理科长杨宗俊百般刁难,最终未能会见。劳教场所到底是在保障了原告的诉权,还是限制和剥夺了任建宇的诉权?反观,重庆市公安局在得知原告己经起诉后,早己没有了办案权的彭水县国保大队民警张维康,却可以任意把手伸进涪陵劳教所给任建宇施压。这又是在保障他的诉权,还是在践踏任建宇的诉权?敢问被告和重庆市公安局,你们究竟是在滥用职权,还是在超越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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