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人伪造证据罪辩护词(无罪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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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介绍及办案经过

  安徽律诚律师事务所傅巍律师因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罪,于 2011年12月1日被淮北市公安局相山分局取保候审。此发生在十一年前的案件已经过了追诉期,之所以再被立案,系有关涉案人员亲属持续不断上访的结果。

  我接受安徽省律师协会的指派,与安徽北方之光律师事务所陈超灵律师共同担任傅巍律师的一审辩护人。本案于2012年8月21日下午三点四十分至二十三点十分在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大法庭开庭审理,涉案七名被告人除傅巍律师以外皆以妨害作证罪被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傅巍律师系第七被告人。

  公诉机关指控:2011年3月份以来,在郑杰故意杀人案刑事诉讼阶段,被告人郑芳(系郑杰之姐)、韩星(时系郑杰之妻)等人为使郑杰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四处为其寻找立功线索。后被告人韩星通过被告人高燕飞、徐爱芝等人以贿买手段打探到廖军入室抢劫的相关线索。韩星利用与郑杰辩护人傅巍律师一起会见郑杰的机会,以扔纸条的方式将廖军入室抢劫的线索传递给当时在看守所羁押的郑杰。郑杰获得立功线索后便写举报信向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检举。案件审理期间,检察机关发现郑杰羁押的时间在廖军实施抢劫时间之前,检举线索来源有问题,遂对郑杰立功线索来源的真实性进行调查。得知此事后,郑芳、韩星等人又商议利用曾与郑杰关押于同一监室的李遵连,让其作为郑杰检举立功线索的来源人。之后,被告人郑芳又跟随傅巍律师一起会见郑杰,告诉郑杰检举线索是由其以前同监室的李遵连提供。在检察院调查郑杰检举立功线索来源问题期间,被告人韩星、郑芳让李遵连、徐爱芝、高燕飞出去躲藏,同时叮嘱他们不要让司法机关的人找到,如果被找到也不要承认有关举报线索的事情,并为李遵连、徐爱芝躲藏提供钱财、安排住所。为进一步掩盖郑杰检举立功的真相,郑芳、韩星等人安排傅巍律师在检察查机关询问时称系其带郑杰口信让韩星找廖军的地址,以造成案件线索系郑杰提供的假象,应对司法机关对立功线索真实来源的调查。故公诉机关认为应以妨害作证罪追究被告人郑芳、韩星等人的刑事责任;应以辩护人伪造证据罪追究傅巍律师的刑事责任。

  针对以上起诉书的指控,陈超灵律师和我从不同方面分别发表辩护意见。陈超灵律师从证据方面入手,提出指控傅巍律师具有起诉书中所谓的三个犯罪行为的证据未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傅巍律师的行为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罪。基于陈超灵律师的辩护意见,我从法律适用和犯罪构成方面提出:傅巍律师的行为不符合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犯罪构成,且即使起诉书指控傅巍律师的三个所谓犯罪行为存在,其行为依法也不构成犯罪。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受安徽省律师协会的指定,安徽北方之光律师事务所受淮北市律师协会的指定,并分别接受本案被告人傅巍的委托,指派王亚林律师、陈超灵律师担任傅巍被指控辩护人伪造证据罪的一审辩护人参与诉讼活动。为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切实履行辩护人的职责,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证据问题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检察院相检刑诉(2012)256号起诉书指控傅巍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罪,认为第一,韩星利用与郑杰辩护人傅巍一起会见郑杰的机会,以扔纸条的方式将廖军入室抢劫的线索传递给当时在看守所羁押的郑杰。第二,为阻止司法机关找到李遵连核实立功线索,被告人郑芳又跟随傅巍一起会见郑杰,告诉郑杰检举线索是由其以前同监室叫李遵连的人提供的。第三,为进一步掩盖郑杰检举立功真相,郑芳、韩星等人又安排被告人傅巍在检察机关询问时称系傅巍带郑杰的口信让韩星找廖军地址的,以造成案件线索系郑杰提供的假象,应对司法机关对案件线索真实来源的调查。并据此认定傅巍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情节严重,应当以辩护人伪造证据罪追究傅巍的刑事责任。通过今天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所出示的证据,我们作为傅巍的辩护人认为,控方现有指控傅巍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罪的证据,并不像公诉人在刚才的公诉词中所说的“证据充分确实,能够相互印证”,而是矛盾重重且得不到合理排除,不能支持起诉书对傅巍的指控成立。

  (一)、公诉机关的证据不能证明傅巍参与了韩星给郑杰扔纸条传递信息的共谋及活动。起诉书关于“韩星利用与郑杰辩护人傅巍一起会见郑杰的机会,以扔纸条的方式将廖军入室抢劫的线索传递给当时在看守所羁押的郑杰”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也明显混淆了概念。

  其一,无论郑芳、韩星还是张晓坤,均没有供述傅巍参与了给郑杰扔纸条传递检举线索的预谋;

  其二,韩星当庭供述在第一看守所给郑杰扔纸条传递信息不是傅巍安排的;

  其三,当时第一看守所监区外的实际情况,确实就是张晓坤供述中所讲的:看守所那时候弄的破破烂烂的,门口也没有人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第一看守所,任何人均可以自由进出大门,而且距大门仅仅十余米,就是看守所值班室和提审、会见室。被告人的亲属利用律师会见之机会到会见室门口看被告人可谓轻而易举。这种情况与被告人的亲属和律师一起会见性质完全不同,绝不应予以混淆,更不能相提并论。而起诉书所谓韩星利用与傅巍一起会见郑杰的机会的认定,恰恰是混淆了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从各被告人的供述也可以证实,韩星只是利用了傅巍会见郑杰的机会,实施了扔纸条传递信息的行为,而并非是利用和傅巍一起会见郑杰的机会扔了纸条。

  其四,结合相关被告人的供述及起诉书确认的韩星扔纸条的行为,可以证实如下事实:第一,韩星以扔纸条的方式给郑杰传递信息的行为发生在会见室门外,否则,在看守所院内西部的张晓坤无法看到,此事实有张晓坤2011年10月18日的供述可以证实;第二,韩星没有和傅巍一起会见郑杰,否则,在会见室内就根本不用采取扔纸条或纸团的方式,直接递交岂不更为方便快捷?

  其五、现有证据证明傅巍不知道韩星所扔纸条的内容,因此傅巍主观上不存在所谓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的故意。

  其六、虽然有证据证明傅巍知道韩星扔了纸条,但是仅凭此并不能认定傅巍构成犯罪。辩护人认为,即便傅巍知道韩星给郑杰扔了纸条而没有举报,也不应被认定为犯罪行为。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除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对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二)关于所谓传递检举线索来源于李遵连信息的问题,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有关被告人的此行为到底是在哪个看守所实施的,更不能证实傅巍参与了此次传递活动,相关证据之间矛盾重重,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

  其一,辩护人不否认傅巍曾供述郑芳跟随其到淮北市第一看守所,并且和郑杰讲了李遵连的事情,郑芳也供述是在第一看守所向郑杰传递了检举线索来源于李遵连的信息。但是,张晓坤却供述是在第二看守所,根据韩星、张晓坤供述郑芳冒充实习(见习)律师,以及韩星供述傅巍让郑芳冒充见习律师,郑芳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办了一个实习律师证、张晓坤供述傅巍给郑芳实习律师证,而郑芳在以往的供述中,又一直对以什么身份见郑杰的问题讳莫如深。今天审理的法庭调查阶段,郑芳又明确表示从来没有和傅巍一起会见过郑杰,也没有传递过有关李遵连的信息。我们认为,郑芳当庭的陈述是真实的。因为如果传递检举线索来源于李遵连的事实存在,那么也应当发生在第二看守所。但是,在此时间段,傅巍没有会见过郑杰;如果发生在第一看守所,郑芳就根本不需要去冒充什么见习律师,更不需要办理什么实习律师证,和韩星一样利用律师会见的机会,直接进入看守所岂不易如反掌。

  其二,郑杰案件于2001年4月12日由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发回重审,同年5月8日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重审,此后又建议检察机关补充侦查。辩护人向法庭提交的淮北市第二看守所的证明证实,郑杰于2001年5月29日从第一看守所转入第二看守所羁押。由于退查期间不经办案机关同意,辩护人不能会见在押被告人,因此直到2001年8月23日淮北市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完毕,此期间傅巍没有会见过郑杰,那么所谓郑芳跟随傅巍会见了郑杰的说法就失去了最起码的基础。

  其三,从案卷材料看,无论是郑芳、韩星、还是张晓坤一致供述,是在得知检察机关要核实郑杰检举线索后才商议利用李遵连的。如果传递李遵连信息的行为发生的第一看守所,那么郑杰在第一看守所关押期间,检察机关还没有对郑杰检举线索来源问题进行核实,即便检察机关已经决定对检举线索来源问题进行核查,郑杰家人也不应该在2001年6月12日检察机关第一次就检举线索来源问题审讯郑杰之前得知办案机关的意图。所以,要么传递关于李遵连信息的行为发生在第二看守所,傅巍不可能在六七月份带郑芳去会见郑杰;要么该行为发生在第一看守所,相关单位的人员事先向郑杰家人透露了消息;第三种情况就是所谓传递李遵连信息的事实根本就不存在,但无论那种情况,都不能证实傅巍让郑芳跟随自己一起会见郑杰并传递信息的事实成立。

  其四,郑杰检举廖军的检举信的落款时间是2001年4月20日,第一看守所签字转给淮北市中级法院的时间是2001年4月25日9点,当晚廖军就被抓获。4月27日,中级人民法院提审郑杰时,郑杰就明确提到检举线索是听李遵连说的。此时并没有人对郑杰检举线索的来源问题提出异议,检察机关也根本没有进行所谓的核实,那么关于郑杰家人得知检察机关要核实检举线索来源后,决定利用李遵连,然后通过傅巍会见郑杰而传递信息公诉机关又如何解释呢?

  (三)、关于打听廖军住址的问题

  公诉机关指控,傅巍按照郑芳、韩星等人的安排,在检察机关向其询问时称是傅巍带口信让韩星找廖军地址,以进一步掩盖郑杰检举立功的真相。我们认为,起诉书认定此问题的目的应当是指控傅巍按照郑芳、韩星等人的安排向检察机关作了虚假陈述,进而认定傅巍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罪。但是,证据依然不能证实起诉书的指控成立。

  从目前的案卷材料看,虽然傅巍在2011年12月1日第一次讯问笔录中称2003年检察机关找其调查郑杰检举立功的事情时说了假话,并称关于小强的事是不真实的,是韩星还是郑芳告诉他的,让他这样说的。公诉机关也将此作为指控傅巍掩盖郑杰检举立功真相,进而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罪的行为之一。但是,辩护人认为,从公诉人所提交的证据看,除傅巍已当庭否定的自己以上供述外,无论是郑芳还是韩星,均没有其安排傅巍到检察机关如何说带口信找廖军地址的供述。郑芳、韩星当庭均明确肯定地表示,从来没有安排过傅巍假称带郑杰口信的行为。不过,郑杰对这一问题的供述却始终如一,坚称其让傅巍传话让韩星了解廖军的住处。如此一来,起诉书关于相关被告人行为的认定仅有傅巍一次不确定的供述,而这次供述又被傅巍当庭否定,那么依照法律规定,傅巍关于此问题的供述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更不能作为认定傅巍犯罪的证据使用。

  另外,辩护人请法庭充分注意到,2003年6月19日,傅巍在检察机关作陈述时,其作为郑杰辩护人的身份已经不复存在。

  二、傅巍的行为不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罪

  通过以上对证据的分析,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关于傅巍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罪的指控不能成立。那么从法律规定的辩护人伪造证据罪的犯罪构成角度分析,傅巍同样不构成犯罪。有关法律适用及犯罪构成方面的辩护意见,请王亚林律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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