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叔侄冤案无罪辩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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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罪辩护,张氏叔侄冤案

  案件背景介绍

  2003年5月18日晚9时许,被害人王某(殁年17岁)经他人介绍搭乘安徽歙县同乡张高平、张辉叔侄俩驾驶送货去上海的货车,途径浙江省临安市昌化镇,次日凌晨1时30分到达杭州市天目山路汽车西站附近。被害人王某离开汽车西站后,于当日凌晨被人杀害,尔后尸体被抛至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某村路段路边溪沟。案发后,杭州市公安机关错误地将张氏叔侄认定为是强奸杀害王某的“凶手”, 并采取了一系列违反法定程序的侦查手段,以此获得部分有罪口供,之后又错误地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04年4月2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张辉、张高平犯强奸罪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分别判处张辉死刑立即执行、张高平无期徒刑。

  一审判决下达后,张辉、张高平均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省高院)提出上诉。与此同时,张辉的家属辗转找到了时任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下称泽大所)兼职律师的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阮方民和李华担任张辉的二审辩护人为其辩护。阮方民和李华律师接案后,发现本案疑点重重,为寻找更加有力的证据,两位律师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次次地会见上诉人,和当事人及其家属充分沟通;全面分析案卷,查找证据矛盾集中点;多次前往抛尸现场实地踏勘,并模拟实验案发过程,以确定是否有作案可能性;调取公安讯问及辨认录像反复观看,寻找漏洞等等。通过全面地考量和分析之后,两位律师提出了张氏叔侄无罪的观点,仔细撰写并提交辩护词,主要从关键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和侦查程序及手段违法、据以定罪的主要证据即张氏叔侄的口供多变且矛盾重重、有DNA鉴定意见反证不能排除第三者男性为作案真凶的可能性、有书证证明张氏叔侄无充裕作案时间及有人证证明张氏叔侄与被害人王某友好分手的事实等几大方面提出了充分有力的辩护意见。2004年10月19日,省高院作出二审判决,虽未采纳两位律师的无罪观点,但采纳了其中部分辩护意见,并据此改判张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由此,经过两位律师的积极努力,为张辉保住一命,也为张氏叔侄二人在长达9年的冤狱之后能得以昭雪奠定了基础。

  张氏叔侄被投监服刑后,在新疆石河子原驻监检察官张飚、亲属张高发及2010年底介入的朱明勇律师、鲍志恒记者等人的帮助下一直坚持无罪申诉,阮方民和李华律师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也一直坚持关注此案,并为申诉事宜多方奔走。

  在诸多正义之士的不懈努力下,省高院最终于2013年2月6日作出再审决定书,决定对张氏叔侄强奸杀人一案进行再审。阮方民和李华律师及泽大所姜小明律师主动联系司法部门,自荐免费担任张辉、张高平再审阶段的辩护人,继续为张氏叔侄二人辩护。2013年3月26日,省高院作出(2013)浙刑再字第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十年冤狱,一朝得雪!

  张氏叔侄被无罪释放后,特地与家人拜访泽大所,并为泽大所及阮方民、李华、姜小明三位律师送来锦旗,以表感恩之情!应该说,阮方民、李华两位律师是张氏叔侄冤案中坚守最长时间(长达9年)的辩护律师。出于种种原因,对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媒体记者,泽大所及阮方民、李华、姜小明三位律师一概予以婉拒。也正因如此,在张氏叔侄冤案的诸多媒体报道中,鲜有泽大所及其三位律师的名字出现。

  2016年12月29日,泽大所阮方民、李华、姜小明三位律师所办理的张氏叔侄强奸杀人再审案被评为2012至2016年度的“杭州律师十大影响力案件”。借此机会,小编在征得阮方民和李华律师的同意之下,特将其在张氏叔侄案二审、再审阶段的辩护词全文刊登,与法律界同仁分享,一睹刑辩大咖风范。

  张辉强奸杀人案二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接受浙江省法律援助中心指定,指派我担任原审被告人张辉的辩护人,依法参加本案再审阶段的诉讼活动。作为张辉原二审阶段的辩护人,本辩护人对本案的基本案情已经有比较充分的了解。介入再审程序后,本辩护人又经过仔细的庭前阅卷,核对检法两机关发现与收集的新证据,两次会见张辉及参加刚才的法庭调查,本辩护人认为:原一、二审判决认定张辉犯强奸罪在采信证据及事实认定上都是错误的,因而对其定罪判刑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根据现有在案的全部证据依法不能认定张辉实施了强奸致死王某的犯罪并判其刑罚,因此,再审法庭应当依法撤销错误的原二审判决,宣告张辉无罪。为维护原审被告人张辉的合法权益,现发表如下几点辩护意见,供法庭合议参考:

  第一部分

  对原一、二审定案证据体系中大量非法证据未予排除以致错误定案的辩护意见

  通过法庭调查,本辩护人认为在本案中,侦查机关对“两张”刑事拘留之后所收集的有罪言词证据及由言词证据派生的视频录像证据,在以下几个方面或具有确定的非法性或者不能排除具有非法性嫌疑,因而原一、二审判决根本不应当采信作为定罪的根据。由于在庭前本辩护人已经就审看在案的全部视频录像资料中存在着的非法证据问题形成书面材料呈交法庭,故以下就在之前的书面材料中未提及的部分及已经提及的主要部分发表概括性的辩护意见:

  (一)“两张”分别被侦查机关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之外的非监禁场所连续突击审讯6天与7天,由此所获取的有罪供述当然地不具备合法性

  2003年5月24日“两张”被侦查机关从安徽带回杭州后,其身份已经是被采取了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未依法送到看守所进行羁押,并在看守所进行依法审讯,而是非法关押在办公场所并在办公场所进行审讯。因此,在此期间侦查机关在非法的羁押场所所获取的有罪供述依法肯定具有非法性,原一、二审判决未予坚决予以排除而采信作为定罪的证据是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1990年3月17日国务院颁布的《看守所条例》第2条明确规定:“看守所是羁押依法被逮捕、刑事拘留的人犯的机关”。据此,“两张”被作为重大犯罪嫌疑人于2003年5月23日被刑事拘留带回杭州后,侦查机关应当将他们送到看守所依法羁押,并在看守所进行依法审讯。但侦查机关却将“两张”在看守所之外的非监禁场所分别羁押了6天与7天,在取得张辉的有罪供述之后才将其于29日送到看守所合法羁押,并于30日将张高平送到看守所合法羁押。对此,本辩护人认为:

  1.侦查机关在5月27日与28日对张辉所作的两次有罪供述笔录均属在非法羁押期间形成的,不具有定罪证据的合法性。

  2.侦查机关在此期间获得的由张辉所写的两封给其亲友包含有认错、忏悔内容的信也不具有定罪证据的合法性。

  3.侦查机关在5月28日对张辉审讯所拍摄的视频录像资料,同样不具有定罪证据的合法性(但可以作为不对其定罪的证据,从中分析是否存在其他非法取证活动,对此将在以下部分作进一步论述)。

  (二)张辉在受到侦查机关非法羁押状态下,获取有罪供述笔录及亲笔文字材料的过程存在着刑讯逼供、逼供、诱供等非法手段。对此,有以下证据可以证实:

  1.张辉在一审、二审及申诉期间有大量的言词证据申辩提及在侦查期间受到各种各样方式的刑讯逼供、诱供等审讯行为;

  2.在张辉的5月28日审讯视频录像中可以看到确实存在着一些非法获取有罪供述的行为或者迹象,择其要者如:

  (1)侦查人员劝说张辉给亲友写信认错,并且提示具体如何写,写哪些话;

  (2)在没有任何客观证据指向张辉可以有把握地推断是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并且是在他未承认犯罪事实并且未完整供述犯罪的情况下,就先行对张辉戴上了脚镣施加“精神恐吓”,以逼取有罪口供;

  (3)不给张辉充分休息而连续审讯,使其审讯的某些时段“昏昏欲睡”,施以精神折磨逼取口供;

  (4)在审讯中对张辉动手动脚进行殴打,以肉刑逼取口供,等等。张辉所申诉提及的他曾受到刑讯逼供等手段在视频录像资料中能够得到部分印证。

  至于原一审判决中认为“两被告人交待自然,神态自如”,本辩护人认为:只是截取若干片断所进行的表面分析,未联系全部审讯过程进行综合性的实质分析。因为即使张辉在审讯中有时神情恢复了常态,那也是因为受到刑讯逼供之后精神已经被制服而表现出来的心态扭曲之下的自愿“屈从”与“配合”,而非出于自愿心态的神情自然。

  (三)侦查机关对张辉的审讯录像进行制作是基于“片面的”获取有罪供述目的而非全面的客观公正获取口供目的。这种“片面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在将“两张”初步确定为犯罪嫌疑人而采取了刑事拘留强制措施之后,经过多天的侦查工作,未能在被害人尸体上、抛尸现场、“两张”驾驶的货车上寻找到任何一丝涉嫌犯罪的痕迹线索指向“两张”的情况下,武断地坚信“两张”就是作案人,不信其无罪辩解,只求其有罪供述。为达此目的而不将“两张”送到看守所合法羁押,为的就是在不受羁押监管机构制约的情况下,便于提高审讯“压力”而获取其臆想的有罪口供。

  2.对张辉在5月27日首次作有罪供述时未制作视频录像资料,而是在精神上初步“制服”张辉之后,掌握了张辉心态已经发生动摇可能要作有罪供述时,才“选择性”安排5月28日的有罪供述视频录像;

  3.从视频录像资料上分析,张辉自称的右脸眼睛下方的伤痕是被侦查人员殴打形成未受到侦查人员的反驳与否定,可以认定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应当发生在该审讯活动之前。因此,足以推断是在5月27日这天突破张辉的有罪口供时侦查人员“动粗”的,所以当时不可能进行视频录像。

  4.从提供的光盘形成时间看,其视频内容也是是经过“选择加工”过的:5月28日这天的审讯视频录像有30分钟的间断,时间显示连续,但图象声音却没有,这显然不能用机器坏了来解释,应当是以技术手段删去了相应的图像与声音。

  (四)不能排除侦查人员在对张辉的其他审讯活动中也存在着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审讯行为

  由于视频录像资料显示的只是5月28日的审讯活动“冰山一角”而已,在该次审讯活动中明显地存在着一些诱供及反映出之前个别侦查人员有刑讯逼供的行为。可是,面对着“两张”强烈声称在侦查期间受到严重的刑讯逼供等非法审讯,侦查机关及其侦查人员均不承认有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审讯行为。对此,本辩护人认为:

  (1)对有证据证明刑讯逼供、诱供等行为的,应当认定该事实;

  (2)对在其余的审讯场合因侦查人员不承认有非法审讯行为的,则可以推定不能排除非法审讯取证行为存在的嫌疑。因为,如果侦查机关不是为了非法审讯取证,为什么不依法将犯罪嫌疑人羁押进看守所而要羁押在看守所之外的其他不合法的羁押场所呢?因此,在非法羁押的状态下如果一旦受到被告人提出的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指称,侦查机关仅仅只是拿出一纸文字来自辩清白而无法拿出有力证据来自证清白的话,就完全有法理依据来推定“不能排除侦查机关及侦查人员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嫌疑”。

  因此,本辩护人认为,侦查机关在将张辉羁押进看守所之前所获得的各种有罪证据,如果其不能提供有力证据进行自证未实施刑讯逼供等非法审讯行为的,均应当认为不能排除非法证据的嫌疑,依法也应当予以排除,不能采信作为定案的根据。

  (五)张辉的辨认现场视频录像资料显示,存在着许多诱供、提示或者暗示等非法取证行为,同样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处:

  1.张辉指称曾经3次到过现场,拍视频录像这次不是第一次;而据省检对相关侦查人员的调查,也能够得到印证,张辉不止一次到过现场。对于以如此“预习”方式在熟悉现场之后再正式拍摄辨认现场视频录像的行为,毫无疑问,这次视频录像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到形式都已经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及合法性了。

  2.张辉在这次视频录像的辨认现场过程中,没有见证人在场见证,而且视频录像的过程不是连续而是断续的,说明这个视频录像是经过剪辑的,并且是辩认过程的完整录像。对于经过剪辑加工过的辨认录像,哪里还具有客观真实性及合法性呢?

  3.即使张辉在之前已经沿线走了一遍,但他还是不能确切地指出路线与方向。所以,在每个拐点上辨认车辆的改变方向(如在西站掉头、小和山路拐入留泗路、到香料厂叉口掉头等)都未能将是根据张辉主动指出的在视频录像上得到清楚的显示摄入镜头。而这些未摄入镜头的指认动作正是辩认现场活动中必须由犯罪嫌疑人亲自实施的关键动作。然而辨认现场的视频录像中恰恰缺少了这些关键动作,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能认为这盘视频录像是客观真实与合法的呢?

  4.张辉到达抛尸现场后,即使他之前已经来过现场,但他仍然无法确切地指出抛尸处,在视频录像中,他对抛尸地点的指定有3处,虽然3处离得不算远,只在20多米的距离内,但因为他指定的抛尸处与实际的尸体发现处有差距,侦查人员就反复提示他:“再想一下”、“再走一遍”等。在这种明显的提示之下张辉最终所指的抛尸现场虽然接近了实际的抛尸现场,但还能说这样的辨认具有客观真实性与合法性吗?

  所以,张辉辨认现场视频录像从内容到形式完全不具有合法性与客观真实性,应当予以排除不能采信作定罪的根据。

  (六)张辉的模拟犯罪实验视频录像资料也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与合法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车上无任何痕迹线索指向这是实施强奸致死的第一现场,并且张辉与张高平两人演示的强奸致死动作全过程相差甚远,这样的视频录像根本不具有客观真实性;

  2.演示过程虽无明显的逼供、诱供现象,但该演示之前侦查机关已经采取了明确的或者可以推定不能排除的非法手段逼供、诱供,从而已经在精神上制服了张辉,使得他不得不“屈从”或者“配合”作该模拟犯罪动作的演示。因此这样的演示模拟视频录像也不具有合法性。

  所以,张辉辨认模拟犯罪实验的视频录像也是从内容到形式完全不具有合法性与客观真实性,应当予以排除不能采信作定罪的根据。

  (七)对张辉自5月29日之后羁押在看守所内在合法羁押状态下,侦查机关审讯及检察机关获取的有罪言词与文字证据,应当属于不能排除其非法性的证据,也不能采信作为定罪的根据。

  1.据张辉指称:他被羁押进入看守所后,受到“牢头”等其他几个人的联合威逼,要他作有罪供述,并且在辨认现场之前还给他画过路线图。

  2.据省检对袁连芳的调查,他承认自己和老二、老三联合,对张辉软硬兼施,如果不服从的话,就要“做规矩”“蹲马步”,“修理他”,张辉在提审中交待的情况回去之后要向他说,他再向侦查人员反映。袁的笔录避重就轻地部分承认了对张辉有过威逼的行为;对是否画过路线图以回答“记不清楚了”来回避;对他为什么会知道张辉在留泗路杀人他回答是“后来公安问多了我才知道是留泗路”。

  3.袁连芳与张辉关押在一室,是公安机关事前布置的,据检院对朱宝良的调查笔录,对耳目事先都对案情作过简单介绍,并且对张辉主要是鉴别口供真伪。公安与耳目的接触主要是策略性的商量。

  根据上述3方面的证据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在看守所与袁连芳等人关押在一室期间所获得的张辉有罪供述笔录、辨认现场笔录、模拟犯罪实验笔录及视频等有罪证据均属不能排除非法性证据的结论。主要理由是:

  1. 袁连芳是接受侦查机关指派,负有鉴别张辉有罪供述的口供真伪的,并且公安机关与耳目之间是有“策略商量”的。在这种情况下,袁连芳针对张辉所实施的“做规矩”“修理”行为以“鉴别口供真伪”,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是侦查人员指使授意他如此做的,但至少可以说在主观上是袁连芳为完成指派的特定任务而为之;并且在客观上由于他与其他同监室人犯的“做规矩”行为要求张辉提审回去之后要“汇报”而给张辉形成了特定的“恐怖氛围”,从而不敢面对侦查人员与检察人员进行无罪申辩而如实陈述案件事实。所以对袁连芳对张辉的“做规矩”“修理他”的行为,发生在看守所这样一个公安机关管理的特定场所,又是为了执行公安机关指派的一个特定任务,并且同时还存在着与公安机关共同商量“鉴别口供”的“策略”。在这样的特定场所情境下,在看守所羁押期间张辉在如此特定的“做规矩”情境下对侦查机关所作的多次有罪供述笔录,有罪辨认笔录、有罪模拟犯罪实验演示录像及笔录等言词性、演示性证据均不能排除其非法性嫌疑,不应当采信作为定罪的根据;同理,当审查批捕的检察人员去提审张辉时,也正是在与袁连芳等耳目关押同一监室期间,他在由袁连芳等所造成的“恐怖氛围”之下所作的有罪供述,同样也不能排除其非法性嫌疑,也不应当采信作为定罪的根据。原一审判决以张辉在检察人员提审时亦作了有罪供述来推断侦查机关未对其刑讯逼供,是缺乏对其羁押中受到同室人犯暴力挟制与精神强制的实际状态深入了解所作的错误推断。

  2. 袁连芳证言所说的张辉曾对他说过自己在留泗路强奸一个女的不是故意把她搞死了,这在证据法的分类上属于传闻证据。对传闻证据的真实性审查应当排除其证人自己了解案情事实细节,以防止该证人将自己了解的案情加入传闻证据的内容甚至将自己了解的案情虚构成传闻证据的内容说成是从他人听来的去陷害某个特定的人。然而在本案中,按袁连芳自己所说,虽然公安机关最初没有对他说案情,但经过多次与公安人员接触后,他了解了张辉是涉嫌在留泗路强奸致死的。尽管侦查人员只承认与袁连芳有共同的“策略性商量”而不承认曾经对袁连芳介绍过案情细节,但袁连芳自述他从公安机关处已经了解了案情细节。在这种情况下,就已经无法排除袁连芳提供的作为传闻证据的证言中他所说的张辉对他说过自己在留泗路把一个女的强奸但不是故意致死的案情细节,是他自己为了完成公安机关指派的特定任务把了解的案情加进去了的可能性。特别不能排除的还有一种可能是,袁连芳作为一个留所服刑人员,他为了邀功请尝为自己争取获得服刑加分的利益,将自己从公安机关处所了解的案情细节编造成张辉对他说过自己在留泗路强奸但不是故意致死一个女的“故事”,提供给公安机关以作为对张辉“鉴别口供真伪”。因此,在袁连芳已经从公安机关处了解了案情细节的情况下,对其所提供的传闻证据也是无法排除其非法性嫌疑的,不应当采信作为对张辉定罪的证据的。

  综上,张辉在5月29日之前处于被非法羁押状态下形成的有罪供述等证据是侦查机关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在5月29日之后虽属合法羁押状态,但因存在着袁连芳等同监室人犯对他持续的暴力挟制及精神威逼进行所谓的“口供真伪鉴别”,实质上是要求他保持向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提供有罪供述而不能作无罪辩解,因而应当认为属不能排除非法证据嫌疑的证据。原二审判决认为审讯录像“可基本排除有不当审讯的可能”及辨认录像“可排除侦查人员有明示或暗示的可能”的审查分析意见,均与审讯录像及辨认录像显示的内容严重不符。

  因此,本辩护人认为,原一、二审未能依照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对上述非法证据或者不能排除非法证据嫌疑的证据不予采信,反而错误地采信了上述非法证据作为定案根据,导致对张辉错误地认定犯有强奸致死事实,这是违反了法律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再审法庭应当予以坚决纠正改判。

  第二部分

  对原一、二审证据体系未遵循“确实、充分”的证据规则以致错误认定张辉强奸致死事实的辩护意见

  退一步说,即使原一、二审不排除上述非法证据或者不能排除非法证据嫌疑的证据,根据当时在案的证据要认定张辉犯有强奸致死的犯罪事实也是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46条所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的。

  刑事诉讼法第42规定了刑事证据的7种类型,按照理论上的一种分类:可以把刑事证据分为客观性证据与主观性证据两大类。其中,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与被告人供述与辩解、视听资料等言词证据可以归类为主观性证据,而书证、物证、勘验、检查笔录、鉴定结论等实物证据或基于实物证据所派生的专业意见证据可以归类为客观性证据。

  司法实践中在认定强奸、杀人、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时,不可能单纯只是根据言词类的主观性证据或者实物类的客观性证据就能够达到“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来认定某个犯罪事实,必须有两类证据的结合才有可能达到“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来认定某个犯罪事实。具体来说,达到“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就是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即要达到“排除有其他非犯罪可能性”存在的程度。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刑事证据必须有一定的数量,这些证据既要有客观性证据,也要有主观性证据,而且这些不同类型的证据相互联接彼此印证,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封闭的证据链条,共同印证存在着某个犯罪事实,而不可能有任何链条上的”缺口”,因为只要在这个链条上有一个”缺口”,就意味着有另一个非犯罪事实的可能性存在。在刑事案件中,只要在案的证据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封闭的证据链条,就认为达到了“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能够认定某个犯罪事实的存在。

  但是,在刑事案件中很多时候,虽然有一定量的证据相互联接而似乎形成了一个证据粗略链条,却不能形成完整的封闭的链条,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缺口”存在,比如:大多数时候是犯罪嫌疑人的无罪辩解说自己在犯罪时间内未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未实施犯罪;有时候也可能是某些出现在犯罪现场的客观证据显示犯罪嫌疑人与案件没有关联性,等。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侦查机关收集新的证据去验证明犯罪嫌疑人的辩解是虚假的,或者证明犯罪嫌疑人与案件具有关联性。也就是通俗地说,要用新的证据去“堵死”犯罪嫌疑人未实施犯罪可能性的”缺口”,让证据链条形成一个完整的封闭的链条。实践中,针对一个证据链条上的某个”缺口”,往往要收集一组新的证据去“堵”;有几个”缺口”,就要收集几组新的证据去“堵”几个”缺口”,从而才能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认定犯罪事实的存在。这是刑事司法实践中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规则“铁律”,容不得有任何违反。否则,如果在证据的链条上存在着”缺口”而又找不到相应的新证据去“堵住”这个”缺口”的话,就意味着不能排除犯罪嫌疑人有未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存在,要认定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就肯定是证据不“确实充分”的,极有可能发生错案!

  本案的原一、二审判决,恰恰是违反了上述认定犯罪事实的刑事证据规则“铁律”,在此不再重复原一、二审辩护律师所指出的两原审被告人有罪供述、辨认现场及模拟犯罪实验视频录像存在着诸多的不一致、不吻合的疑点,已经使得在案证据体系中能够连接的有罪证据链条部分呈现出许多处几欲断裂的“败痕”,在此单说在证据链条未能全封闭还存在着几处严重“缺口”的情况下,就极错误地认定犯罪嫌疑人张辉有罪并判处极刑或者重刑,险些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

  1. 本案证据链条的严重“缺口”之一是,在抛尸现场、被害人身上、“两张”驾驶的货车上,均未寻找到任何能够证明“两张”与强奸致死被害人有关联的任何物质或者痕迹线索;不仅如此,经过对王某指甲内的混合物进行DNA鉴定后,证明是除了“两张”之外的另一个案外男性所留。因此,原一、二审判决当时要根据在案的证据认定“两张”犯有强奸致死的事实,其实只有他们的多次有罪供述视频及笔录、辨认现场视频及笔录、模拟犯罪实验视频及笔录等主观性证据,这些证据均出自犯罪嫌疑人归案的交代与演示,因此广义上均属于“被告人供述”。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判处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判处刑罚。显然,在本案只具有单一的广义上的“被告人供述”的情况下,哪怕他们所作的有罪供述次数再多,却缺乏关键的客观性证据去“闭合”众多在案的主观性证据留下的证据链条“缺口”从而形成一个封闭的完整证据链来得出张辉实施了强奸致死王某这样的唯一结论。反而由于王某指甲中的混合DNA是包含了另一个男性的DNA,也就是无法排除由案外的另一男性实施作案的可能性。

  2. 证据链条的严重“缺口”之二是,“两张”所辩解的他们并未在西站附近掉头,而是往前将王某运载到艮秋立交桥处让她下车才分手,侦查机关也无法收集到能够证明他们的辩解是虚假的任何旁证。因此,既然无法证明“两张”的这一无罪辩解是虚假的,就意味着无法排除他们无罪辩解具有真实的可能性。

  总之,在本案的证据体系上,无论是在客观性证据上还是在主观性证据上,都存在着不能闭合证据链的“缺口”,也就是根本无法达到证据必须“确实充分”的“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假定侦查机关收集的有罪证据都具有合法性,也仍然是不足以认定张辉实施了强奸致死王某的犯罪事实的。原一、二审判决未能依照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的“确实充分”刑事证据证明标准来否定张辉犯有强奸致死的犯罪事实,反而在证据严重不足有可能存在着强奸致死的犯罪事实不是由“两张”实施而由案外第三人实施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对张辉错误地认定犯有强奸致死事实,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刑事证据证明标准的。因此,即使退一步假定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全部具有合法性,再审法庭也应当对本案予以坚决纠正改判,否定原一、二审依照刑事证据的“确实充分”证明标准本不应当认定的犯罪事实。

  第三部分

  本案发现的新DNA证据充分揭示了原证据体系存在着非法性问题与非法性嫌疑,并且也充分暴露了原证据体系未能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由杭州市公安机关法医经过检测鉴定发现的王某指甲中另一男性的DNA,与勾某某的DNA比对同一,杭州市公安局的法医得出的结论是“不排除勾某某的DNA”;这一鉴定结论经过公安部物证中心的复核,得到了再次确认,该中心得出的结论是“包含勾某某的DNA”。上述两个实质意义相同的鉴定结论及其复核意见的客观性、关联性与合法性是无可置疑的,使得原本未进入司法机关视野的作为案外人的勾某某从茫茫人海中“跳出来”与本案王某的强奸致死结果之间具有了客观的关联性,从而使司法机关才认识到本案是一起重大冤案!

  新发现的上述客观证据表明,原二审判决中审查认为的“DNA鉴定结论与本案犯罪事实并无关联,不能作为排除两被告人作案的反证”的意见是错误的。新的DNA鉴定结论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被原一、二审判决未能采信的王某指甲中的混合物排除为“两张”DNA,而为另一男性DNA的鉴定结论就是勾某某的DNA,与王某被害的犯罪事实具有客观的关联性,并且恰恰应当作为排除“两张”是强奸致死王某作案人的反证。

  现有在案的其他诸多证据与新的DNA鉴定结论结合在一起从正面或者反面来共同证明勾某某就是强奸杀害王某的作案人,主要理由如下:

  1. 王某在案发前一直在建德打工,与在杭州开出租车的勾某某不存在着任何接触的机会,其身上不可能带有勾的DNA。

  2. 王某及其家庭与勾某某不存在着任何亲友关系,其身上也不可能带有勾的DNA。

  3. 勾是出租车司机,自2002年12月起在杭州从事出租车行业,且是夜班司机,具有在2003年5月19日凌晨2点左右从艮秋立交桥附近搭乘王某到三桥的客观条件,也具有在当晚强奸杀害王某然后抛尸到远距离的留泗路的客观条件。

  4. 勾某某杀害吴晶晶的犯罪手段与王某被杀案的手段有许多相同与相似点:两人都是被扼窒息死亡;两人都被长距离运送到荒郊偏僻处抛尸;两人抛尸前都被剥光衣裤赤身裸体;两人抛尸体处均为有水处。

  5. 勾某某在杀害吴晶晶案中有侵财行为,在王某被害案中王某也有一个包案发后失踪而极有可能被凶手侵财。

  6. 勾某某归案后的2005年1月16日的第2审讯时曾谎称自己是从2003年10月开始从事开出租车的,极可能是为了掩盖自己在2003年5月强奸杀害王某的犯罪;但到了后来可能当他确信公安机关只审问他杀害吴晶晶的犯罪后,他开始如实承认自己在杭州从事出租车的时间是从2002年开始,如他在2005年1月26日的审讯时承认从2002年8、9月份开始开出租车(杭州市运管处证明他是从2002年12月开始从事出租车驾驶行业的),一直开到“出事”(即因杀害吴晶晶被抓获)为止。

  尽管勾某某因为杀害吴晶晶的犯罪而已经被定罪执行死刑,我们无法通过他的供述来还原王某是如何在2003年5月19日那个寒冷的冬夜被他强奸杀害的事实经过与细节,但上述分析足以确定以下结论:勾某某是2003年5月19日凌晨王某与“两张”分手下车之后到她死亡之前所接触的最后一个男性!强奸杀害王某的就是勾某某!不是“两张”!

  其实,关于勾某某杀害吴晶晶的真实动机与原因,虽然他自己交代是因为吴晶晶为多出租车绕路多收费的问题与他发生争执,并且有藐视他的言语因而激怒了他引起他扼颈杀人,但对勾某某的这一供认是有疑问的,侦查机关对此也一直是有质疑的。因为:

  首先,从清泰街接上吴晶晶过3桥在第一个出口下再到水电新村整个路程并不长,中间没有什么岔路,不可能会出现勾某某所说的有绕路多收费而吴晶晶会因此与他发生争执的情况。

  其次,按勾某某所说他是在水电新村中的小区内路边停车以后与吴晶晶发生争执再扼颈杀害吴晶晶的,这一说法极不可能。因为当时只是晚上8点钟左右,小区内的道路上不仅行人会有来往,而且道路距离边上的住家不远,况且道路上不可能是漆黑一片,特别是出租车停下后计价器一翻牌车内灯光会亮,不远处可以看到车内情况,加上吴晶晶稍有挣扎叫喊就很容易被人听见,所以这几个因素决定了在小区路边根本不具备可以杀人的客观条件。

  再次,根据现在发现的新DNA证据,联系王某是被剥光衣裤遭到强奸杀害,而吴晶晶也是被剥光衣裤的同样情况进行推断,勾某某极有可能也是为了性侵犯吴晶晶而开车到某个偏僻处(这样的地点在当时的滨江区是很容易找到)遭到不从甚至反抗而杀害她的,并非是他自供的因为吴晶晶为他多收费而争执激怒而杀害了吴晶晶。

  之所以多费口舌作上述推测分析只是为了说明:如果不是因为侦查机关在没有任何客观性证据的情况下仅凭臆断强以非法手段逼迫“两张”供认了强奸杀害王某的犯罪事实,当1年半以后勾某某因杀害吴晶晶案发而归案后,公安机关是极有可能因为两个案件具有的多个相同性与相似性特点将两案并案侦查,从而揭露王某被强奸杀害的真相并且让真凶勾某某落网服法,告慰被害人家属的。但是由于王某被害案件已经找到了“两张”是作案人并且到吴晶晶案发时已经得到了省高院的二审终审定案,所以根本没有人会联想到杀害吴晶晶的勾某某与杀害王某有什么联系?从而使勾某某得以不仅隐瞒了强奸杀害王某的犯罪事实,而且还极可能掩盖了他杀害吴晶晶的真实动机和原因!

  总之,新的DNA鉴定结论的出现使原本作为本案的案外人的另一男性明确地指向了勾某某,使得原一、二审认定“两张”有罪的“坚固”证据体系突然间在以下两方面发生了“崩塌”:

  一方面是原证据体系的合法性与客观性基础发生了“崩塌”,侦查机关原来所收集的包括被告人有罪供述笔录、辨认现场视频录像、模拟犯罪实验视频录等有罪证据都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的;如果不是侦查机关采取有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取证手段,“两张”怎么可能会“不打自招”地多次承认与演示是自己强奸致死王某的犯罪事实?

  另一方面是原证据体系的合证明标准性发生了“崩溃”,如果原来的证据体系已经形成一个完整封闭的证据链条,没有任何“缺口”,也就是已经完全符合了“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那么一个与王某没有任何关系的案外人勾某某就决不可能是在王某死亡之前与她有过密切接触的最后一个男性!

  毫无疑问,新的DNA证据的出现成为司法机关发现本案是错案的“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我们大家得以看清原一、二审认定“两张”强奸致死的那些有罪供述笔录、辨认现场录像和笔录、模拟犯罪实验录像和笔录等证据材料当初虽然“堆叠”得如此之多,似乎有罪证据的数量要比无罪辩解的数量占了绝对的压倒性优势,却原来这些有罪证据的内容都是虚假的,“两张”一而再、再而三的形成有罪供述等相关证据过程因此绝不可能是合法的(质量是不合格的)!所以,再审判决绝不应当像原一、二审那样为这些具有非法性的或者不能排除非法性的有罪证据进行“背书”,再次为侦查机关提供的这些非法性或者不能排除非法性的证据贴上“合法性”的标签!

  本案原一、二审的错判有罪,再一次以“两张”10年冤狱的沉痛代价表明:刑事诉讼法第43条与46条的规定不容违反,公安机关如果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将可能牺牲一个无辜公民的自由甚至葬送其生命,改写他们家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人生命运!检法机关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如果对侦查机关收集的非法证据视而不见,漠然置之,轻率地采信非法证据定罪判刑,将极可能造成冤杀枉判的结果;或者如果“选择性”地只采信对被告人不利的有罪证据而拒绝采信对其有利的无罪证据,在证据体系未能达到“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状态下而错误定罪判刑,将同样极可能造成冤杀枉判的结果。但愿我们法律人能够从此案的沉痛教训中猛醒,彻底改变“重打击犯罪轻保障人权”的惯性执法思维方式,在侦查活动中摒弃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取证手段,在司法审查审判活动中敢于排除非法证据,坚守“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不再出现新的刑事冤案!

  审判长、审判员:

  综上所述,无论是根据本案的原有证据还是根据新发现的证据,原审被告人张辉都应当是无罪的。本辩护人对此坚信不疑,并郑重建议法庭依法撤销对张辉错误定罪判刑的原二审判决,对原审被告人张辉宣告无罪,还他本人一个清白,让他尽快恢复自由之身,走出监狱,与我们一样的舒畅生活;也以此再审无罪判决还社会一个公道,重塑浙江司法的公正形象,重建浙江司法的公信力!

  谢谢法庭!

  辩护人:阮方民律师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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