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制度存在的根本意义(律师为谁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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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应为何而战?律师是应当代表社会的正义,回应一般人的情感,还是本着为委托人尽职尽忠、鞠躬尽瘁的原则,而甘愿成为“天下人”唾弃的对象?

  迄至近日,在主流法学理论家那里,律师辩护制度设立的基础仍然主要是发现真实,发现真实是为律师辩护制度辩护的首选理由。然而,回顾历史,面对现实,我们将会发现,辩护律师介入刑事案件,或许无助于真实的发现,甚至会有碍于真实的发现。

  从历史上看,现代律师辩护制度起源于英国。在1696年,英国通过法律,规定在叛逆案件中允许被告人获得律师辩护,其惟一的理由便是,在这类案件中,国王以自己的名义起诉,但是由总检察长代理出庭指控;如果被告人无人代理,双方力量显然不平衡,因此必须为被告人提供律而辩护的帮助。但是,对于其他重罪案件,法庭并不允许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理由也只有一点:辩护律师介入刑事审判,只能使法院发现真实的功能大打折扣。由此可见,从一开始,律师辩护制度的设立,就不是为了保证或者促进真实的发现,而是为了实现控辩双方力量的平衡。

  大约从1730开始,法官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方式,允许除叛逆案件之外的其他重罪案件被告人获得辩护律师的帮助。从此以后,律师辩护制度得到蓬勃发展。半个世纪以后,英国的刑事法庭上有律师辩护的案件已经占到了全部案件的60%以上。与此同时,讽刺律师的文艺作品也如雨后春笋,喷薄而出。大约1780年左右的一幅漫画中,一个飞扬跋底的律师手里拿着一份墨迹未干的判决书,身上背着刚刚被法院宣判无罪的小偷,脚下踩着被他打倒在地的正义女神,睡沫横飞地向这名被告人吹嘘:“你已经不是我以这种厚颜无耻的方式放走的第一个小偷了!”这幅漫画形象而通真地揭示了当时人们对律师的看法:他们可不是来帮助法院发现真相的!

  这样的印象不仅存在于普通百姓心中,而且也是职业法律人自身的感受。一位担任多年律师,之后成为法官的法律人在总结自己的律师生涯后感慨地说道:“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输掉了许多本来应当打赢的官司;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经验的增长,我又打赢了许多本来应当输掉的官司。但从总体上看,正义还是得到了伸张。”最后这句话,是英国式绅士的幽默。前面两句话,却是律师职业结果的真实写照。律师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天使。在律师的法律技能和职业经验尚未完备之前,想伸张正义也有心无力;一旦律师羽翼丰满、经验纯熟,则对于法律的理解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于正义的理解也已经异于常人,从而在常人看来,对于伸张正义一事,他已经是有力无心。

  在中国,自古以来对于律师阻碍法院发现真实,从而实现实体真实这种狭隘意义上的“正义"这一点,一向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律师辩护制度的建立,正是因为我们过度痴迷于实体正义。如今我们的律师辩护制度终于在1979年后得以重建,但是理论和观念上的障碍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除。法律学者们仍然在鼓吹律师对于发现真实的意义,法律的职业者们仍然在痴迷于欺骗公安机关说:我们的到来将有助于你们的办案。仿佛不如此,律师便没有理由存在于这个世界。其实,如果说律师有助于发现真实的话,那也仅仅是在律师有助于防止无辜者被错误定罪这个层面。但是对于帮助有罪者逃脱惩罚方面,律师们也是劳苦功高啊!“从总体上看”,律师是否帮助发现了真实,其实是一个无从考证的事实。既然如此,为何一定要坚持说律师有助于真实的发现呢?在英美法系,每当被告人要求见自己的律师,律师到场的第一个建议便是:“从现在开始,你保持沉默。”如果一名警察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想要到某人家中搜查,房屋的主人打电话向律师咨询,律师通常给出的建议是“不要让他进来!”

  值得钦羡的是,在英国民众不断讽刺律师,英美的法律人亦自我解嘲的同时,他们也在坚持着另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真实诚可贵,人权价更高!辩护律师虽然可能阻碍了真实的发现,但是却有效地防止了政府这个人权最大的敌人实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侵犯。律师加强法庭控辩双方力量平衡的效果固然在于实现程序的公正,但是程序的公正若没有人权观念的支撑,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会显得软弱无力、面色苍白。当人们面对受害者家属悲痛的嚎哭的时候,程序的公正哪里有立锥之地?此时,只有人权的观念才能挺身而出,只有冷静的反思才能保持理智的清醒:尽管被害人可怜,但是着没有律师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没有律师制约与平衡政府过于强大的权力,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受迫害的对象,从而成为潜在的受害人!在这个意义上,律师尽管可能阻碍了真实的发现,但是却实现了人权的保障。对于社会而言,律师的技能有时候不是伸张实体正义的力量,反而成为阻碍实体正义实现的绊脚石,但是,这块绊脚石却是一块必要的绊脚石,踢掉它,也就踢掉了人类文明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部分,也就踢掉了人们的自由赖以存在的重要保障。

  当前,律师辩护权的行使在实践中依然困难重重,律师辩护的实际状况很难乐观。陕西高院不许北京律师为其审判的被告人辩护的例子,只是中国刑辩律师不幸遭遇的冰山一角。其思想根源在于对权力制约与平衡观念的恐惧,其理论根源则是法律人自身对于律师辩护制度的错误解读。不去宣扬人权的观念,而沉迷于律师促进真实发现的迷雾,这不是促进中国法治的实现,而是强化实体真实的落后观念。只有当人权保障的观念超越了发现真实的价值、人权保障的观念得到普遍树立,权力需要权利来制约、需要通过律师的介人来平衡的观念得到树立的时候,律师辩护制度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保障律师的辩护才能受到普遍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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